(德)马克斯·玻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译者:范岱年

ISBN：9787542850676

单价：36.0

出版年月：2010-12-01 00:00:00.0

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币制：CNY

图书分类：文化教育

分类号： K835.166.1

语种：中文

页数：286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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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的评价内容提要作者简介新版说明新版序言前言序原初的致谢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参考书目索引译后记

作为两位旷世物理学家，玻恩与爱因斯坦的书信集包含了极大量会给人带来启发的思想财富。爱因斯坦是一座极具开发价值的富矿，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科学史界对他的研究会投入如此大的力量。本书呈现的是最原始的资料，极具史料价值。这些书信展示了一种动人的亲密友谊、机智、博学和人性。它们揭示了两颗伟大心灵在一个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剧变时期，面对学术和公众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如何对待革命性的思想。这些书信是他们那个时代，也是所有时代的鲜活记忆。

本书为马克斯·玻恩和海德维希·玻恩同爱因斯坦在1916—1955年间 来往书信集的新版，由伊雷妮·玻恩译成英文，海森伯作序，罗素撰写前 言，古斯塔夫·玻恩、布赫瓦尔德和索恩提供了新的资料。 爱因斯坦和玻恩都是物理学的伟人，也是真挚的朋友。他们的通信时 间跨度达40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在书信中，他们就量子论进行争论， 赞赏贝多芬的超凡的小提琴和钢琴二重奏（当他们相聚时一起演奏），也 谈他们的家庭琐事。同样重要的是,这两位伟人都同情欧洲犹太人的悲惨命 运，并讨论了他们在当代动乱的政治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在1971年首次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它 具有历史的魅力。在世界庆祝相对论诞生100年之际，它仍然是热门话题： 科学家继续在为量子物理学而奋斗，他们在战时的作用，以及公众的误解 。照罗素的话来说：“他们两人都很卓越和谦虚，而且无所畏惧地说出他 们认为该说的话。在一个平庸和道德沦丧的时代，他们的生命闪现出一种 强烈的美。这些已多少从他们的书信中反映出来，世界将因为这本书信集 的出版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马克斯·玻恩（Max Born, 1882—1970），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954年因对量子力学的基础性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纳粹迫使其流亡英国之前，玻恩在德国布雷斯劳大学和格丁根大学执教，到英国后先后任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教授。他曾和泡利、海森伯、费米、狄拉克、拉曼和奥本海默等人共事，还时常就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撰文和演讲。

古斯塔夫·玻恩（Gustav Born）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对科 学和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他个人对那些认识他的人的影响 也是很大的。这从爱因斯坦同我父母马克斯·玻恩（Max Born）和海蒂· 玻恩（Hedi Born）的书信中可见一斑。这些书信也是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柏林时期到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时的亲密友谊的生动见证。 现存的最早一封书信定下了基调，这是爱因斯坦在1916年发表广义相 对论之后写的一张明信片。作为对马克斯写的一篇赞美文章的回应，爱因 斯坦写到自己因为得到“我最好的同行之一”的充分理解而感到的愉悦。 爱因斯坦对海蒂·玻恩早先的一封信也有同样的感受，这可能促使他保存 了我父母此后写给他的书信。而他们会保存爱因斯坦的书信，则一点儿也 不令人感到意外。 我还记得自我幼年时候起，爱因斯坦就时常到我家聊天。当纳粹在 1933年掌权时，父亲在格丁根的大学教授职务被撤除，那时爱因斯坦已在 国外，他敦促我父母立即离开德国，从而拯救了我们一家。爱因斯坦去了 美国，在那里度过余生。我父亲把家迁到英国。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但一 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他们在对战后德国的态度上发生了冲突，但友谊依旧。我父母在1953 年回到德国，以促进德国的民主复兴。父亲荣获1954年诺贝尔奖极大地有 助于他们从事这项事业。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其他德国难民谴责我父母回 到德国，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后最终证明我父母的这个困难的决定是完全 正当的。他们教育所有阶层的人们——从邮递员到政府部长——了解科学 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取得了成功,并产生了持久的效果。他们的工 作给我深刻的印象，我试图在平凡的工作中继承他们的事业，尤其是尽力 扩大两所规模巨大、声誉卓著的玻恩国立中学学生的眼界，这两所学校分 别位于慕尼黑市内和斯图加特附近。 爱因斯坦和玻恩在基本科学信条上的明显分歧也未能削弱他们之间的 相互尊重和深厚感情。正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所评 述的,他们谦虚而又英明，所以不同的信念并没有使他们低估对方。我父母 在德文书《良心的享乐》（The Luxury of A Conscience）中，写了他们 与爱因斯坦的相互关系，父亲主要写他们之间的科学讨论，母亲则写与爱 因斯坦的私人交往。马克斯的文章结束语是：“我知道作为他的朋友意味 着什么。”而海蒂的结束语是：“现在他那生动的声音沉寂了，但那些聆 听过他讲话的人将一直听到他的声音，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里的书信和评述由我挚爱的姐姐伊雷妮（Irene）漂亮地从德文译成 了英文，这是他们之间友好关系的优美动人的记录。与新一代人共享这一 记录显然十分重要。

这部书信集收录了爱因斯坦和玻恩夫妇40年内一百多封通信，这 40年历经了从一次大战后期的德国到希特勒上台（1916—1933）、从希 特勒执政到二次大战结束（1933—1945）、从冷战开始到爱因斯坦逝世 （1945—1955）三个时期。玻恩在1965年编辑了这本书信集，并在绝大 部分书信的后面写了评述，介绍该信的历史背景和有关细节。此书德 文版在1969年出版，上有罗素（1872—1970）写的前言和海森伯 （1901—1976）写的序。玻恩的女儿伊雷妮翻译的英文版在1971年出 版。本次出版的中译本是根据2005年出版的英译本翻译的，前面增加 了玻恩的儿子古斯塔夫写的“新版说明”和物理学史家布赫瓦尔德 （现任《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和物理学家索恩合作撰写的序言。我 翻译时也参照了1991年出版的德文版。 今年（2010年）是爱因斯坦（1879—1955）逝世55周年，马克斯·玻 恩（1882—1970）逝世40周年。在今年出版《玻恩一爱因斯坦书信集 （1916—955）——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和物理学》中译本是很有意 义的。 爱因斯坦是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旗手，他在1916年前，已经创建 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也为推进量子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玻恩 也是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对固体物 理、光学都有巨大贡献。他们在40年的通信中，涉及相对论、量子 论、原子物理、分子物理、晶体、液体、超导、宇宙线、宇宙学、统 一场论等等十多个物理学分支。 玻恩早在1913年就为狭义相对论作辩护，并把它推广应用到电子 运动。对广义相对论的两个经验检验（光线的引力红移和引力偏转）， 玻恩曾根据弗罗因德利希的观测结果有所怀疑，但爱因斯坦仍很自信 （信99）。但后来，随着观测技术的进展：都确认了爱因斯坦的预测。在 量子论方面，爱因斯坦最早把量子论推广到辐射和固体领域，1912年 以后，玻恩把量子论推广到晶体领域、原子和原子发出的辐射领域。 爱因斯坦起初对海森伯、破恩等创建的量子力学十分赞叹（信50），可 是后来在量子力学诠释方面与玻恩产生了分歧。直到1953-_1954年， 爱因斯坦、玻恩和泡利（1900—1958）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信105—6，108，110，112，115—6）。他们有关这些问题的通信、探讨 ， 是20世纪物理学思想史的经典文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布赫瓦尔德和索恩在2004年为本书写的新版序言论述了本书出 版后近40年来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进展，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们在 序言中提到了探讨量子引力的弦论，遗憾的是没有提到21世纪初发展 起来的圈论。 这本书信集不仅对20世纪物理学思想史有巨大意义，对科学社会 史也有巨大价值。一次大战后到希特勒上台前，德国处于极端困难的 时期。巨额的战争赔款、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使德国的大学 不得不通过减薪、裁员来维持局面。可是就在这个时期，玻恩在格丁 根大学却培养出了海森伯、泡利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尔旦 （1902—1980）、海特勒（1904—1981）、洪德（1896—1997）、韦斯科 普 夫（1908—2002）等等这样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大数学家冯’诺伊曼 （1903—1957）、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1904—1967）、氢弹之父特勒 （1908—2003）都曾在那里学习。在格丁根大学，还有希尔伯特（1862— 1943）、外尔（1885—1955）这样的权威数学家和物理数学家，有弗兰克 （1882—1964）这样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这个 团队，创建了量子力学（矩阵力学），提出了不确定原理、不相容原理、 对波函数的概率解释，把量子力学推广应用到原子、分子、固体、化 学、辐射等等领域，大大推进了物理学的发展。他们为什么能取得这 样惊人的成就？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的传统， 数学和物理、理论和实验的紧密结合，与柏林、哥本哈根、慕尼黑等 地的权威物理学家的密切交流，玻恩夫妇与助教、学生亲如一家的师 生关系，政府和企业家的支持，等等，其中原因，值得科学社会学家作深 入的研究。1933年以后，爱因斯坦流芒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玻恩流 亡到了英国剑桥，后来到了爱丁堡。从那以后，玻恩和爱因斯坦虽仍保 持通信，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玻恩和爱因斯坦在通信中不仅谈科学，也讨论了动荡时代的政 治。例如，他们在1944年的通信（信81）中回忆了1918年德国爆发革 命的时候，城市里建立了工人士兵委员会，大学里建立了学生委员会， 罢免并拘留了校长和若干学校里的高级行政人员，爱因斯坦和玻恩一 起去找了学生委员会。爱因斯坦对学生说，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制度 是学术自由，因此决不要告诉教师该教什么，学生也能够选择听什么 课。后来他们找了新总统艾伯特，解决了问题。他们当时很乐观，以为 德国的民主胜利了。 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爱因斯坦是比较同情的，他认为这是 军国主义、官僚压迫和富豪统治等罪恶的后果，他希望共产党人能对 情况有所改进。“那些家伙有天才的政治家担任最高领导”，“协约 国用来摧毁德国军队的武器在俄国就像冰雪一样被春天的太阳融化 了”（信13）。由此可见，他对当时俄国革命的领导者还是颇为钦 佩的。 对于协约国要求德国付出巨额的赔款，玻恩感到十分忧虑，他担心 这会激起德国人的愤怒、仇恨和报复情绪，从而产生新的战争狂人、 导致大灾难（信30）。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忧虑。 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爱因斯坦不能再回到德国，最后流亡到美 国。玻恩从意大利转到了英国。他们都对德国法西斯的野蛮和怯弱感 到吃惊。爱因斯坦和玻恩都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暴行。爱因斯坦认为德 国是“大众杀人犯的国家”，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而玻恩在1953年 退休后，就回到德国定居。他说在德国还有足够多的相当好的人，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在希特勒时期也都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不能要求他们对 纳粹的罪恶负责。玻恩回到德国后不久，即于1954年荣获诺贝尔奖。 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努力唤醒德国同行的良心，拒绝制造核武器。他感 到有责任向大众启蒙核战争和其他技术发展的危险并为反对战争和军 国主义而战斗。他通过演讲、广播讲话、电视讨论、著书立说来做这 件事，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玻恩也反对英美对德国德累斯顿地毯式的轰炸和对日本广岛、长 崎扔原子弹，因为受害的都是非作战的、无防卫能力的老人、妇女和 儿童。玻恩起初不知道是爱因斯坦建议罗斯福总统研制原子弹。不 过，爱因斯坦是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特定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的。在 他逝世前不久签署的“罗索—爱因斯坦宣言”中明确主张“销毁热核 武器”，要求各国政府“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 端”。玻恩在1957年签署了德国核物理学家的格丁根宣言，主张联邦 德国放弃拥有核武器，签名者决不“以任何方式参加原子武器的生 产、实验和应用”。 1954年，爱因斯坦曾对记者说，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我宁愿做 一个管子工或小贩。玻恩以为爱因斯坦指的是由于科学的误用，科学 被用来研制原子弹，给世界带来祸害，所以不愿再当科学家，他并表示 自己也有类似想法。而实际上爱因斯坦指的是美国麦卡锡主义带来的 人权危机。 玻恩和爱因斯坦通信中的一大主题是帮助困境中的物理学家。在 德国的时期，是帮助那些比德国更困难的俄国和东欧的物理学家，如鲁 默尔（1901—1985）。鲁默尔回到苏联后，在斯大林时期被送到北冰洋 附近的集中营，几乎丧命。斯大林死后，他被任命为新西伯利亚的物理 研究所所长（信59）。在1933年以后到二次大战期间，玻恩和爱因斯坦 一直在尽力帮助受到纳粹威胁的犹太物理学家。例如波兰的英费尔德 （1893—1968），他先到爱丁堡随玻恩工作；后来到普林斯顿随爱因斯 坦工作，取得了杰出成果。二战结束后，英费尔德回到波兰，成了波兰 科学院院长。在爱丁堡，玻恩先后有4位中国的研究生和合作者（见黄 昆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所写关于玻恩的条目），彭桓武院 士（1915—2007）曾和他合作研究量子场论（信80，83）、黄昆院士曾和 他合写《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信96，98）。在中国学者要绕道美国 回国时，玻恩还写信请爱因斯坦帮忙（信84）。玻恩在书信集中没有提 及名字的两位中国物理学家是程开甲院士（1918—）和杨立铭院士 （1919—2003）。彭桓武和程开甲是研制、实验两弹的元勋，黄昆是我 国半导体物理的先驱，杨立铭曾任我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在爱丁 堡，玻恩还有一位合作者是从德国流亡到英国的物理学家富克斯 （1911—988），他后来在英国、美国参加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信 80）。1950年因泄漏机密给苏联而在英国被判间谍罪，囚禁了9年。 1959年释放后到东德定居。据网上介绍，那年我国两弹元勋钱三强院 士（1913—992）还去访问过他，但查无实据。 在书信集中，玻恩还记述了美国高盛银行创始人戈德曼的儿子亨 利·戈德曼同玻恩和爱因斯坦的交往，他的德国情结以及对玻恩在 格丁根的物理研究所的资助（信45）。书中也谈到了德国企业家卡 尔’施蒂尔夫妇与子女对格丁根大学的科学家与普朗克的关照和友 谊（信30）。玻恩还谈到了他同曾任英国国防大臣和副首相的霍尔丹 勋爵的交往，谈到了在一次大战前霍尔丹曾代表英国到柏林同德国 讨论停止海军军备竞赛失败的往事（信45）。爱因斯坦和玻恩也曾两 次谈到西班牙裔的共产（第三）国际的早期领导人拉狄克（1885— 1939），一次是说他的小册子写得不错（信13），一次是谈斯大林对他 的审判（信72）。拉狄克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26年，他在校 内讲授中国革命史。他和托洛斯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观点在共产国际 内引起了争论，也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思想界（参见《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人民出版社2009年 版，145页，193—195页）。所以，这本书信集对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 也很有价值。 爱因斯坦和玻恩在书信集中也谈到了与著名科学哲学家石里克和 科学史家波拉尼（在他们成名之前）的交往（信12、33、35、36）。 玻恩夫人是剧作家、诗人和虔诚的教友会信徒。她同爱因斯坦在 通信中讨论宗教、人生、文学。这些信件展示了她和爱因斯坦之间的 真挚友情。 总之，我在译完这本书信集后，深深感到，此书内容之丰富，远远超 过我的预期。 2009年5月，我和方在庆博士约好，共同翻译此书。后因他忙于别 的工作，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但方博士提供了信61—72，74，78—79共 15封信的初步译稿，这15封信，我是在他译的初稿的基础上定稿的。 又，有关量子力学的11封信和1封有关康德哲学的信，我参照了许良 英教授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的译文，特再次致谢。本书的责 任编辑殷晓岚为本书做了认真仔细的编辑加工，也在此表示我的 谢意。 范岱年 2010年6月8日于北京中关村